一晚章

在周末野岩旅行回家的路上，我无意中又拐上了许久没经过的、被reddit网友称为全省最令人发狂的高速出口。第一次经过此地时正是一年前的今天，我搬来此地一整年了。几个月前市政对这个出口做了整修，加上了红绿灯，不会再像一年前那样下高速先堵车两英里了。 我成年后就一直在搬家。搬离山上的宿舍，搬出国，搬回亚热带又搬去温带。我的身体还记得它成长在哪个环境，最适宜什么湿度吗？也许人的适应性比想象的强，也许我的身体渴望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四月的花蕾和十月的落叶。 去年搬家时经历了种种波折，令我再想到搬家时就会有些迟疑。或许我也到了开始寻找余生的固定落脚点的年纪了。一年之后，这座城市的一切对我来说依然很新奇。在四月被迫停工的两个星期里，我几乎每天都骑着共享单车到处望望风景，像游客一样到访景点按下快门。 同事朋友中有不少本地人，父母住在车程一小时之内，从小到大上学返工都在此。这是我不会去想象的生活，但他们似乎都满足自在，得闲周末上山下海，长假出国旅行。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要有变化呢？他们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小镇美国人”，对这里的归属和认同并非出自全然无知。他们自然是21世纪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里的”the happy few”，生活在为数不多的“历史终结”之地。对于新来的人，他们在礼貌的距离表现出淡淡的友善——似乎比southern hospitality倒更真诚些。 可是这里目前还不是我的“家”。我不在乎“融入”（走到哪里不是alien呢？），也没有抱怨这里缺少什么。但我不想我的历史这样终结，坚信它还没有写完。可是我也没有答案，似乎更多是在跟惯性进行绝望的拉扯。也许搬家是一种替代方案，通过物理距离的变化来对自己宣告，还没有结束，还可以边走边看。 桑塔格在On Photography里写道，“the camera makes everyone a tourist…

Sunset from my window. 10/3 AKA 北卡的最后一夜 岩馆的社交，无非是混个脸熟，见面点头，一起肝proj的话，能带着无限热情细品两三个动作，互相夸奖或鼓励对方。去到下个proj已经忘了对方的样子，名字则转头就忘了，要么就根本没问。 在岩馆顶着我不复杂但很random的中文名行走两年多，到最后还是交到了几个可以不用躲闪犹豫就喊出我名字的朋友。跟她们就此别过，大概很难有机会再见了，但互相在原岩馆和新岩馆，只要墙一直在更新，就会很快乐，不会想起几个月前每周固定时间出现在场子里的熟面孔。 伴侣不在的几个月里，我每周至少有一次solo session.岩馆里其他solo男女几乎都很酷，纹身满臂，耳机不离头。我不带手机也不喜欢戴耳机上墙（怕摔下了耳朵炸了），不在墙上的时候便有些尴尬，只能盯着proj的手点脚点，仿佛要从脑中钻研出什么新beta. 在北卡的solo时光多到无可计数。在小区里遛弯儿，步道上奔跑，过无人打扰的三十分钟。除了岩馆和家，其他地方皆是路过，没有生根。 临到走了，飓风海伦肆虐北卡西部，洪水把山间小镇几乎整个夷平了。其中就有chimney rock，是整个东南最好的crag rumbling…

在那个秋天，我总是一个人在街区里散步。理论上我并非特例；无论何时走在这个被荷花玉兰（Magnolia grandiflora）、杉树、草坪和红色砖墙包围起来的方块里，总有三十到七十岁间的女性在走路。不过她们多数有狗为伴；如果独行，那么多半是一身锻炼行头，一脸严肃地加速离开路人的视野。所以带着任务的她们并非在“闲逛”；似乎只有我是无所事事的。 闲逛的时候碰到有人相向而行，场面总是有些尴尬——对我来说。我想通过small talk丝滑地插入一段解释：“我是新冠之后work from home，我朝九晚五敲键盘，是中间累了出来散个步啊！”但我跟街区里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可能对她们的狗还更面熟几分。这样想着，我跟她们距离缩短，点头微笑，隔着草坪擦肩而过。我又能拥有两分钟举目无人的宁静。 但街区里的宁静并不等同于真正无人的旷野。即使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耳边只有鸟叫蝉鸣，也无法断定是否一栋栋几乎一样的小房子里到底在发生什么。我作为街区里唯一的闲逛者，是不是已经引起了谁的注意？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含胸——在这个据说女孩早已拥有bra-free权利的国家，我仍是小区里唯一会不穿内衣出门散步的妇女。 等到我的相机漂洋过海到了家门口，我迫不及待地开始带着相机散步“扫街”。我终于不是在“闲逛”了——“闯作”怎么能算闲逛呢？我在各种时间段出现在同样的地方，拍凋零的花瓣，发黄的树叶，高高的松树的顶，小心地避开私人财产的边界。我的相册里同角度同时间的照片一张张多起来，相机给我带来的力量却渐渐衰落。我自然尚不具备大辻清司的艺术素养，能从日常普遍、看过无数次的物件中持续找到灵感；取景器里的杉树，今天和昨天真的不一样吗？带着摄影机在这里走走停停的我，在这个围绕着私家车、家庭生活、九点熄灯入夜的世界，终究是破坏了某种“规则”；在这个世界，孤独仍是一种禁忌，个人的生活被隔绝在公共空间和公众视野之外，在门窗紧闭的小房子里。  

我们的向导Jen从冷箱里拿出超市包装的tortellini，倒入微微沸腾的汤汁里。它们在锅里翻着身。我不大喜爱这款意大利饺子，但晨起划独木舟至傍晚之后，当我和它们同时出现在沼泽中央的一块小小的木制平台上，我开始乐观地想象十分钟后它们的滋味。天色已经沉了下来；除了我们这一隅点火烹饪的人类活动，沼泽的声音似乎跟天光明亮、我从中穿过时并无分别。 变化是从我早早躺下却因划船一天带来的腰痛难以入眠时慢慢发生的。沼泽的夜晚一点也不安静。午夜之前是蛙声和虫鸣的交响；午夜之后，猫头鹰似乎都醒过来了。它们此起彼伏的叫声轻松地穿透黑夜，环绕在帐篷支起的小小空间里。是barred owls？还是great horned owls？这一声又高又亮，那一声则是短促的、暗沉的。Jen告诉我们great horned owls能长到接近人类幼儿的大小；我想象着它们在黑暗中、在树梢上，硕大的身体在水面投下阴影。我似乎是睡着了，又被平台上的响动惊醒，是同伴吗？但那声音一点不像人的脚步，它很轻巧，平稳地点到点跳跃。对了，此地有浣熊，天还亮的时候似乎也看到身形如河狸的动物一眼掠过。过一会儿那脚步声似乎消失了（很遗憾我们睡前把食物都收了起来，让它们扑了个空）。离我最近的声音是平台下流动的湖水，平静的水流间或被打破，大概是水中有东西划破了水面又落了下去。水流隐藏了制造这动静的生物的身份；虽然和我仅隔着一层薄被和木板，我却很难估摸出它们的大小，也无法判断它们只是偶然经过，还是潜伏已久（或是这本来就是它们的栖息地？）。我身处在这一层层、一浪浪的声音中央，愈发辗转反侧。夜晚是它们的时间，我这失眠的人类是闯入者；在无数沼泽居民的包围中，几个人类的存在显得那么微弱。在此刻，睡眠是一种保护；清醒暴露的脆弱，是人类无法与这平静的自然形成共振，是这个世界里唯一困惑的生物。 我起身，钻出帐篷，走向停船的“码头”。云有些许散开了，天空变得敞亮起来。黑色湖水在我眼前延展，在深处却更亮了，因为有天空的倒影。天空像是静止了，直到突然被划破，水面开出一朵小花，波纹扩散开去，推着云动了起来，慢慢消融在声音的边界。 Photo: Lakeside afterstorm. Shot on Potra 400…

当封控的铁索来到他门前的时候，没有人料到已经是“这三年”的尽头了。他和他的家人被锁起来，严令不得迈出家门，每天所见的除了两眼四壁便是拿着面前上门的白衣人。 但是他还是染了疫。妻子怪他是去医院做化疗那次带了病毒回来；他没法分辨，只能沉默，反正政府也早就停止编造溯源公告了。 他没有听到窗外的呐喊声，也没有透过朋友圈的缝隙偷听到远方人的呐喊。但从某天开始，楼下“社区的人”大声呵斥住客的声音消失了，广播消失了。他开始听到小区里其他住客三三两两来来回回的动静。他仍然不能出门，因为那病毒依然是可怕的，即使封控已经是不必要了。 咯血发生在两天后的清晨。家人给他打了120，一上午过去了，无人接听。社区知道他是“阳”，叫他自己想办法，便挂了电话。 电话一直不通，他的咳嗽也不停，嘴里充满了血腥味。他心中的希望越来越微弱，知道癌细胞遍布的肺撑不了太久。然而救护车竟然来了，他被抬起，放下，进了医院。 他慢慢等着血停。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情况没有好转，但医生总归能让他活着。几天后，风声又变了，“阳”成了大多数。医院里人突然多了，病房吃紧，医生要他回家；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也无法在支撑一次化疗。但家里人不愿意让他回家，怕他带了什么“新”毒。他就这样躺在医院。他依然躺在医院，等待着终局来临，也许很快了。 我从她们口中听到这一切。她们说，没有办法，生活要继续，日子要过下去，要吃饭，要留后路。三年了，比病毒蔓延得更深的是对痛苦的淡漠和对受难者的残忍，为了活下去。 Photo: quarry light.

田径世锦赛里跑步项目永远是重头戏。在两场重量级比赛的间隙，间或播放一角的冷门比赛，前排观众几乎无人盯着眼前奋力助跑出击的运动员。我把视频拉到一侧只当背景，不经意间目睹一位中国运动员拿下第三名的一跳，跳完之后他舒口气，向场边观众鞠躬致谢。观众席上突然出现几面红旗，角度正好能在背景里与他的运动服融为一体。镜头很快转了过去。 五星红旗当然不是比赛里唯一可见的旗帜；观众席上各国的旗帜都有份露脸，仿佛联合国大会一般。电视转播里每个名字前面少不了小小的一面旗；当比赛结束，精疲力竭的运动员们躺在地上大口喘气，总有不知哪里来的“志愿者”上场，古怪地张着双臂，试图把国旗披在奖牌获得者汗涔涔的肩上。 大概从古典奥运会起，体育比赛就与人的社群身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是城邦，到现代就变成国家了。国家与民族叙事在体育中不断强化；运动员卓绝表现为观众带来的狂喜，需要一种认同来托底，仿佛通过强调“我”与运动员共享的身份，那么这份荣耀自然也有我的一份。将国家和体育捆绑，提供了满足这份自我认同的渠道，那么我自然会支持我们的运动员，支持我们的国家，与他荣辱与共——不过只有荣值得我分享，运动员在场上的失败是这些失败者本人的问题，与国家无关，我也不用因之受辱。 在这样的叙事之下，观众不会太关心运动员平时训练的辛苦，家庭，伤病，收入，精神状态；他们是国家的棋子，在比赛时“出征”，最高目标是“为国争光”，我好“与有荣焉”。别国的运动员只要跟“我们的人”较量便成了敌人，表现再好也不动人，甚至引来愤恨。我们的人最好是赢，必须得赢，要让国旗在颁奖台前升起，国歌奏响，这才对得起国家和我一直以来的支持。最受追捧的叙事，是海外“同胞”被身份感化毅然回头为国创下佳绩，是忍着伤痛依然咬牙参赛为国家几乎牺牲了职业生涯——跟运动已经没有关联了。 可是运动本身是多么戏剧化、多么优美的人类行为啊。看到运动员通过努力不断打破从前的极限，这种冲击怎能是分国籍的呢？任何人都应当在观看任何运动员时感受到狂喜，与身份认同无关，只是庆幸我能见证这感人的一刻。运动员自然也不应背负任何责任，因为他们不必为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任何事、任何观点或主义在场上拼尽全力。 场边一面面国旗舞动，到底为这比赛带来了什么呢？也许能给稍嫌炎热的竞技场里带来一丝凉风吧。世锦赛落幕了，电视上打出的国家奖牌榜，美国运动员聚在一起，大喊着“USA!USA!”他们脸上的快乐与骄傲仿佛是真的，至少在功德圆满的这一刻。 Photo: Police Department @ Philly. Shot on CineStill 50D…

三十岁的头几天和二十九岁并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以十年为单位，那三十岁和二十岁当然大不相同。然而这几乎是由身处的境遇决定；无论是我自己看来（阅读二十岁时的坦诚日记），和在交往多年的朋友们口中，“你和以前一模一样诶”。这当然是一种安慰；在极速变化的世界和无数选择之后，至少我还熟悉自己的样子，没有变得陌生，变得可憎。 然而过去在迷茫和不安的时刻，我常安慰自己，十年后回头看看就会觉得“多大事儿啊”。但在三十岁的今天，我仍然会为二十岁时的错误决定心存遗憾，为自己因之承受的痛苦饱受折磨。即使是现在的自己再度置身于当时的境遇中，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因为今天的我也无法确定怎样的选择是对是错。人如何能预测自己未能踏入的路径的结局？即使可以观察他人的命运，谁又能论定自己去走也一定会发生一样的遭际呢？ 从青春期开始无数的选择累积到三十岁的今天。我一直不是一个完全“自由”和“自我”的人，内心的种种羁绊到如今仍未完全放下，而现在又多了成年人的承诺和责任，注定接下来的人生里只能微小地做些调整。但我自小就对实现人的“价值”毫无兴趣，觉得三十岁之后跟死了没区别，所以不抱有任何期待，因此对现状也并无不满，能保持基本的平静和偶然的快乐。未曾预料的“幸运”，是我的身体状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好，脑子也还没退化，在剩下的人生里还能抓紧时间游山玩水，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我的中年人生，至少在开始阶段，远没有我想象得那么悲戚。我也就这样继续生活下去。 Photo: spring. Shot on HP5 with QL17

近来花费了不少时间收拾我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碎片。终于找回用户名和密码之后登录，像打开尘封已久的八音盒，里面兹拉兹拉地奏起有些走调却熟悉的旋律。我看着那些日期和文字，种种回忆涌上心头，又感到几分羞赧；看到年轻的自己说出那些装腔作势、冲动幼稚的言语，剥离了情境之后难以与当时的心灵产生联结。 很遗憾，在大三暑假改用iPhone之前我所有的照片与短信都未能留存，即时通信软件上的聊天记录也不知所踪。这些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就是那几年唯一的留念了。但是这些公开发表的文字，到底又有多可靠呢？QQ、人人和朋友圈基本上是实名社交，带着半新奇半逃避现实目的开始使用的微博和豆瓣，也很快互fo不少同学朋友。有三次元熟人在屏幕那头，自然无法放开手脚想说就说。即使是没有熟人的时刻，只要有关注者，社交网络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树洞。在豆瓣上，我起初是只想方设法吸引ex关注和互动，后来慢慢转变为键政小清新；我的微博则是从撰写暗恋和恋爱日记到跟好友互相转发哈哈党和打鼓机段子，因为互fo的同学太多只是偶尔阴阳怪气。很难说这些文字中展露的是否是真实的我，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是否对内心的感受毫无保留。我不认为我在尝试打造不同社交网络上的persona，只是有选择地展露了自己的某几面，然后把不能给在这里的人看到的几面存放在还没有关注者的平台上，直到那里也主动或被动地被人攻克。 当他人透过屏幕看着我时，我也看着他们。对于在日常生活中不出风头不善交际的人来说，社交媒体几乎给了一个几乎人人机会均等的世界。大学几年下来，有好多人人上熟悉的名字在生活中我都对不上脸，我想对于他们我亦然如是。在网络上po出美丽照片当然仍是风头无两，但只靠文字也能被人看到真真假假的思想和灵魂。虽然交朋友仍然主要通过现实中的往来，但在网络上窥见他人的文字，竟有一种越过表皮触摸到灵魂的错觉，往往更能令我产生浪漫的联结。当然，文字可以造人设也能骗人，但我相信除非是处心积虑的”专业人士“，没有人可以做到在激情写作时不流露出一点真实。坚信自己是风流才子的人，即使文字再高雅，也难掩饱满的自恋；反思过往言行的自省写作，总会露出顾影自怜、渴求关注的马脚。虽然我自己也不是毫无保留地进行社交书写，却贪婪地寻找他人文字碎片中的真实，一种自人类开始社交生活之后就极为罕有之物。即使有”文学只是巧言令色“之论，我仍然相信独处时写下的文字比面对面讲出的言语更有机会触及心灵。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想了解他们，我想触摸他们，我想抓住这一闪而过的心灵，尝试与自己产生共鸣，即使这只是幻觉，即使这文字可能是精心创作的伪装，即使真实的我也跟他们一样，只愿展露出在文字面具过滤后的心灵，为是否伸出手而犹豫不定。

在日复一日的训练打磨下，身体到底可以把对疼痛的忍耐度推进到什么程度，我仍然在不断领会中。几年前刚刚开始”严肃“跑步的时候，每个星期顶多一两次的十公里跑，我都会在当天早上感到压力上行，不得不给自己进行心理建设。那时候手机耳麦是我必不可少的锻炼设备，每星期精挑细选充满律动的跑步歌单，激励自己在想停下来的时候还能跟着洗脑的旋律再来两圈。 但十公里之后身体是不会疼的。第一次跑半程马拉松时，我在接近终点的地方首次体会到原来关节和肌肉会发出疼痛的警铃。跑步超过二十公里之后，身体的疼痛时无法避免的，每一块肌肉都会按自己的强度和时间表发出疼痛的讯号。然而这疼痛并非是线性的。到某个里程时，会遇到跑者常说的”撞墙“，身体各处像奏交响乐一般，各群组声部此起彼伏，连呼吸都要咬咬牙；但跑过这一两公里，疼痛往往会神秘地减轻，双腿莫名又获得一点力气。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终点前带着”耗尽身体里最后一点糖原“的念头不管不顾地冲过去。 而跑步时的面对的不仅仅时身体的疼痛；这疼痛会漫延到情绪、思想和意志，后者又会反过来加重身体感知的负面信息。我已经许久没有在跑步时听过音乐了，因为我需要留足精神去关注我的身体，纠正在疲劳时走样的跑姿，以及在痛苦时尽量避免陷入恶劣情绪的漩涡之中； 只靠洗脑律动走神逃避是没有用的。为马拉松做准备时，我看到过一些跑者分享，他们在身体极度痛苦的时候往往会情绪崩溃，有的人甚至会发泄到路边无辜的补给站志愿者身上。我自己没有试过拿志愿者撒气（就算是情绪低谷这也太糟了吧！），不过在连续几周接近马拉松里程的训练中，还是切身体会到身体的疼痛给情绪造成的巨大影响。每周训练的步道有一段被我们戏称为”死亡上坡“，大约1.8公里长，跑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25公里左右，身体上下可以报警的部位都已经疼过几轮，糖原和水分也基本见底。平时短跑时经过这段，顶多只是配速稍微下降，调整下呼吸就过去了。而在长跑至此处时，我的大脑已经疲惫到无法发出”调整呼吸“的信号，只感觉身体的疼痛突然加剧，前方仿佛有一块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屏障阻挡着我前行，迈不开步子，手心也开始变凉。此时内心突然升起无名怒火，又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发泄对象，最后我开始怨恨这步道本身，满含愤懑地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要在这里跑步了！到了上坡最高点便是一段平坦的下坡一路到家，这怒火也偃旗息鼓；等到了终点，在喘气中心灵渐渐平静，回头想想那时的情绪波动，只觉得不可思议。 我在长跑训练中经历的这些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似乎还远未到”极限“。习惯了马拉松训练的里程，曾经让我跑完回家就要瘫倒的二十公里现在已经完全不会令我有压力，下班之后跑个十公里跟散步一样随意。这样的进步，让人忍不住想象，会不会有一天这让我怨恨步道的全马也可以如清风拂面般轻松完成，或者我还能每公里再快五秒，十秒。这种探索身体极限的好奇或渴望，到底会把我带到哪里，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尽管越来越多地体验到痛苦时刻，跑步仍然在带给我快乐。

我跑步的时候最害怕岔气。它的到来完全不可预测。明明睡了午觉，前一天也休息够了，配速并不快衣服也穿得很舒服，然而突然在某一次吸气之后开始感觉肋骨下方的肌肉组织开始收紧、拧结，无论怎样试图深呼吸来放松，那块肌肉没有丝毫松动，而是愈发紧缩，到最后锋利的疼痛一霎那袭来，每一次抬腿都变成了折磨。我与之缠斗的方式无非就是忍受，几乎是小碎步前进，呼吸减慢，用一切力气坚持跑下去。然而实在疼得厉害的时候也只能按表停下，捂着那不听话的肌肉喘气。停下来之后那痛感却也消失了，肌肉仿佛无事发生一般随着呼吸缓缓起伏。小心翼翼地再跑起来，内心祈祷不会再疼了，然而肌肉有它自己的意志，我能做的也只能等它宣告疼痛是否会再次降临。 岔气当然不是跑步时体验过的唯一一种疼痛。冬天的时候趁着还有天光出门，缩在速干外套里拉伸几下，迈开步子大口呼气，很快便感到肺部因突然涌入的寒冷空气而不自然地收缩，需要忍住用力咳嗽的冲动。如果里程够长，那臀部和大腿的肌肉也必然会开始抱怨；往往先从力量较弱的一侧开始，抬腿时跟随扭动的臀大肌和腿后腱发出酸痛沉闷的抗议。很快两侧都开始疼痛，这时候髂胫束也不合时宜地参与其中，膝关节周围的一圈先是紧张，再是随着每一次踏地回弹而释放痛苦信号来回应。到了差不多半程马拉松的里程，即使穿着最多支撑、主打plush的跑鞋，脚板也会因为单纯的上万次冲撞地面而疼痛，肩关节也因为来回挥臂而疲惫不堪。此时没有哪一块肌肉和关节是舒服的，唯一能做的是保持头脑清醒，看着远远的路，努力忽略掉身体各处疼痛的讯息。 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身体稍微有些不适便开始紧张，想想自己是不是跑得太快，超过了身体接受的上限。很快我就发现，身体远比我想象的更有潜力。随着训练量不断增加，我渐渐不再在意这些疼痛；也许是我的身体正在变得更加强壮，或者我只是更能忍受跑步时痛苦了。我知道自己不会在跑道上像不跑步的人想象的那样“猝死”。即使是使尽全身力气冲击某个配速的时候，跑到终点停下来，弯下腰忍不住咳嗽，喉咙里有肺部产出的血腥气，稍作休息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再跑十公里。 我并不是一个喜爱体育运动的人，最初跑步也仅仅为了减肥健身。如果说最初轻量的跑步还有放松身心的愉悦，那开始进行长距离跑步之后，身体的痛苦是远远大于快乐了。而我现在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安全地见证这脆弱的血肉之躯比我想象得更强，还是可控地释放痛苦，证明自己对身体有全然的掌控？我并不迷恋痛苦的体验，但是站在终点线的时候，发觉过去的几十分钟里体会的所有痛苦都是暂时的，此刻我依然可以平静缓和地呼吸，踏着轻快的步子走回家去，享受完成里程之后单纯的安定。

我们当然知道众人皆有一死；即使最愚钝的人，大概也在牙牙学语的孩提时代就多少意识到这一事实。敏感的人或许经受存在主义危机更频繁、更猛烈一些，但在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生命始终在前进，而非走向一个既定的终点。 S也不例外；他是一位普通的中年男子，每天打卡上下班，跟老婆没什么可聊的，和这个国家大部分60后没有差别。但是几年前的一天，当他偶然发觉喉咙里似乎有异物，他开始有不好的感觉。他先拖了一段时间，试着不去想这件事。可是异物并不因他的逃避而消失，反而越来越明显。他鼓起勇气走进了永远人潮汹涌的医院，被安排到检测室，看着护士的手指穿梭在琳琅满目的针孔试管样本瓶之间。几天后他接到了那个检查报告，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凶险的名字。这不是什么罕见病；对于惯常抽烟喝酒胃不好的中国男人来说，恐怕是多多少少听说过，更不用说他不止一位直系亲属都死于此病。只是这名字跟自己联系到一起，却是没有人会想到——我也找不到比“晴天霹雳”更合适的词了。 虽然他的活检结果远远谈不上理想，但医生仍试图让他保持一点乐观，给他描述了一个相当周全的治疗方案。然而绕过百度搜索耸动的前排广告，他仍然看到了那个医生背着他告诉亲属的事实：他所处的阶段，两年存活率只得两成左右，五年存活率仅一成。但是至少还是有人活下来了不是吗？他只能这样想。事实上他也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就被推进医院开始手术了。 手术的内容是切掉日常使用的身体的一部分；为了弥补这被割去的组织，内脏的位置也被迫得发生改变。从手术台上下来，他感觉身体不是自己的了，和患病前的自己永远告别了。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处于极度震惊之中，他几乎无法进食，无法躺着睡觉，无法进行任何持续几分钟的运动。他晚上经常醒来，听着身体发出无声的哀嚎。他整日感到恍惚和疲惫，身体承受不了一丁点刺激。可是很快他又被推进医院开始化疗了。 化疗很痛苦，是太痛苦了。第一次化疗结束后，我们在无菌病房见到他，他瘦得吓人，拉着我妈得手哭喊道，姐啊，我再也不要做化疗了，我再也不要做化疗了。然而平静下来之后，他也只能默默地看着日历上下一次化疗的日期。终于第一期化疗结束了，他身体里的癌细胞暂时偃旗息鼓。医生告诉他，这就算这一阶段治疗“成功”了，接下来就看两年后情况如何了。他回到家，枯坐在亲戚送的按摩椅上，听着时钟滴答滴答地往前走；他整个人仿佛被一根细绳悬在空中，这绳子很有可能两年就会断开，但也有微小的几率不会。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听着时钟，尽量不去看底下那不见底的深渊。 两年过去了，那根绳仍是悬在那里不动声色。他去医院复查，医生几乎是恭喜他撑过了两年，现在就看五年了。你很有希望！医生说。他回到家，继续枯坐在按摩椅上。那时钟被往后拨了几圈，仍是时时刻刻滴答作响。他仍然被那根细绳高悬在深渊之上。他仍然是什么也做不了。 等到第四年中的某一天，他突然变得消瘦，喉咙里那熟悉的异物感又回来了。拿到检查结果，除了预想中的卷土重来，他又看到了另外两个字：“扩散”。他感到一阵眩晕，心知自己是被判了死刑了。他有些不甘心，这就是我的结局了吗？这时医生给他建议了一种新疗法，在国内仍处于少数的实验性选择，但据说在“发达国家”已经卓有成效了。唯一的问题，是它的价格是再进行一期化疗的好几倍。然而目前情况下化疗很有可能收效甚微；医生给了他一个坦诚的估计，做化疗大概还有不到一年时间，进行新疗法，病人平均能再活两年。这便成了一个赤裸裸的花钱续命：多掏几十万，换取多活一年，也许还能再多点。 他决定尝试新疗法。然而这次选择在他的家庭里掀起了一场风暴。在他刚查出癌症时，从自家的亲兄弟到日常来往的老婆娘家人，全都抹着泪被团结到了一起，众人收起平时的隔阂和口角，前所未有地凝聚在一起给他关心和支持。然而四年以后这种情感早已耗尽，他癌症扩散的消息也只是验证了概率和众人背着他做的猜测。而当他选择尽量延长一点生命的时候，他的妻子马上站出来竭力反对。他知道她会不高兴；他自己算过，他们虽然还有些余钱，但远远谈不上宽裕，用掉这笔治疗费之后，恐怕会变得捉襟见肘。但他还是没想到，二十多年日夜相对的枕边人，竟然会歇斯底里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反正是要死的，就算新疗法有用也只是多活一年多，为什么不为我们活人考虑一下？他是被判了死刑，然而也还有一丝渺小的希望，可是在她的心中，就已经是一只脚踏进棺材，应该和“她们活人”划清界线了。他不松口，他的妻子每天不停打电话，发动自己家人来劝他放弃花钱，放弃为自己追求多在世界上存活一小段时间的机会。他的身体很虚弱，心灵更承受不了这些冷漠言语带来的一道道刀割。他问自己最疼爱的独生女，愿不愿意支持爸爸花钱做新疗法？女儿不去看他的眼睛也不说话。他的心碎了，虽然他也很愧疚，无法给即将踏入社会的女儿一些经济保障，恐怕还会拖累她。可是他无法在明知可能的情况下选择舍弃哪怕只有一年的生命。他可以理解女儿的自私想法；事实上这点自私，反而让他觉得这选择仿佛更正当了一些，不用争着走出为家人牺牲的一步。 最终他得到了自家兄弟的支持，为他募集了一部分治疗费用。妻子仍是不肯，他彻底心寒，只能以离婚相要挟——如果现在离婚，他仍然在世的母亲会分走一大部分遗产，妻子和女儿将在经济上亏损更多。于是她只好答应，虽然心里怨毒难平，少不了对他家亲戚们恶言恶语。他假装没听到，在家里跟妻子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了。对他来说，选择新疗法的前前后后比整个治疗中的病痛更让他崩溃，他终于承认那个他多年来一直回避、只在激烈的争吵中接着情绪说出过的事实：他的妻子爱自己远胜过爱任何人。在大病之前，他还能幻想，虽然日常口角打闹不断，但夫妻间二十多年的感情能支撑他们度过任何难关，一起安享晚年，就像大部分同代的传统夫妻一样。然而这场风暴，是彻彻底底把这幻象撕破了，这沉重的现实本身，比病痛苦涩百倍。 新疗法痛苦远不及化疗，时间也短，他听着机器均匀地转动，感到一丝花钱买来的安稳。完成疗程后，他感觉好极了。医生说过“平均能再活两年”，他仔细琢磨“平均”的含义，心思集中于那一点渺茫的希望。然而他最后还是落在了平均水准上；一年半以后，那异物感卷土重来，他得知癌细胞又一次扩散了。医生摇着头告诉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只有放疗还值得尝试一下。他麻木地听着这消息，知道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他感到一点讽刺，妻子指着他鼻子说出的恶言恶语在耳边轻轻的回响，他也开始问自己，消耗掉“活人”的未来生活保障，到底有多大意义。他回到家收拾去医院的东西。妻子没在家；她最近常常跑出去四处看房，大概是已经打定主意要卖掉这套住了二十年的老屋了。她没有问他的意见；毕竟他这次进医院很难说能不能再出来，妻子规划的新屋和未来当然也不会有他了。确定要做放疗的那天晚上，他和妻子谈了谈，要把这套房子转到女儿的名下，好做“未来的打算”。这是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和妻子平和地讨论财产事宜。妻子现在倒也不埋怨他了，他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越接近终点，越是希望破灭，妻子就越接近“解放”，越早开始新生活。想必医生早已告诉了他的亲属们，即使不明说众人也心知肚明：他只有几个月可活了。 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他感到极度恐惧。他不愿意死在医院里；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回到老家，他的兄弟们已经承诺会照顾他到最后一刻。他的母亲也会在那里；他想到她会为自己送终，心拧成一团，但在心底他又感到一丝自私的宽慰。昏黄的灯光下，他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到死亡的阴影似乎就在手臂可及之处。那绳子早已断了，无脸的深渊凝视着他，他无处可逃。他仍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然而他眼前的路只会延伸到6个月之后，便再也无法向前迈去了。时钟滴答作响，然而这次是倒行。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闭上眼睛，努力想想明天会发生什么。

在这个枪支泛滥的国家、大众在看不到尽头的瘟疫中濒临崩溃的时节，无辜的人死于枪击已经很难称为新闻了。不过今天仍然看了很多关于一位年轻人的消息，在冷静专业的新闻报道和浓墨重彩的公众号热文中，拼凑出他是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理论上很安全的学校附近，被莫名地、残忍地终结了生命。那些和他有过交集的人留下悲伤和愤怒的纪念文字；而我只是跟他有过隔着好几年的路径重叠，也同样感受到心中那份重量。 在看新闻的时候收到提示，才想起这一天同时还是我那位几个月前登山远足意外离世的朋友的生日——我不想用“冥诞”这个词，至少现在还不想。其实在他去世之前，我们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然而他离开之后的这段日子，我才意识到，和一个温暖的、闪光的灵魂产生的交集，即使过去很久了也充满力量。能结识这样的朋友是我的幸运；可是为什么那么好的一个人，却遭遇这样的不幸，我至今内心仍然无法平衡。他的追悼会我未能成行，只是在录像里又看到因他产生交集的朋友。线上线下大家写了很多真情实感的文字，试图描绘他的每一处闪光点、抓住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对于没有机会和他当面告别的生者来说，追悼会算是一个closure吗？“送你最后一程”，“永别了”，“来生再见“；这些沉重的文字落在地上，我们一个个退场，然后便可以继续自己的人生了吗？可是他骤然离世留下的空缺仍然在发出声响；我们被无情的时间往前推去，他却再也不会跟上来，而是孤独地留在了并非他自己选择的时刻，被迫面对我们每个人注定会面对的终结。 我们纪念一个逝去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和他们的交集存在于回忆中，而回忆永远是私人的；只要我们不忘记， 他们就永远活在回忆里。他们的生命或许短暂，但仍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种种痕迹；即使路改了楼塌了，当我们再次踏入他们曾经存在过的空间，也许还能看到、还能听到过去的他们，还能感觉到他们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一点光亮。这就是生者仅有的宽慰了吧。 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不要忘记；但人的记忆是那么不可靠，随着时间流逝，记忆慢慢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好在还有影像，还有我们和他们留下的声音和文字。每次看到这些纪念物，那模糊的记忆又会变得清晰一些，迷失在大脑无尽迷宫中的点点滴滴又会浮现在海面，直到海水浑浊，直到海水倒流，直到我们大脑中涌动的化学物质停止喷射，我们在天与地之间化为灰烬，和他们再次相遇在空气中。 (originally written on 11/9)

这当然不是我的第一篇博客。古早的赛博碎片散落在QZone和百度空间，虽然内容中二到无法直视， 但都是在表达欲极度旺盛现实又相对无聊的时期真情实感的内容输出，而当初频繁互动的一条条留言的主人们，现在各奔东西，绝大部分都不再联系。如今再去捡拾那些碎片也没什么意义了。而近来又时常感到一句两句的SNS输出和互动也不再好玩，交流也总是失效。既然如此，那就开启一个空间来集中絮絮叨叨好了。